第二，中国企业家从原来的“跟跑、照抄、模仿”就能往前走，如今发现我们到了“并跑甚至是领跑”的状态，就像在一条没有行标的河流上行驶，出现惶恐和茫然是非常正常的，这种状况我称之为无人区。

　　因为人和人的差别，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不是官有多大，钱有多少，最终是认知的差别，如果不建立一种超然的认知，我们每天都会遇到挑战和问题，即使在偶然中成功，也会在必然中被消灭。

　　首先想和大家聊聊的，为什么选择银湖这片场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我们从这里起航”。清朝喜欢把东北称作龙兴之地，如此类推的话，银湖也算是智纲智库的“库兴之地”了。

　　讲演完以后，有关领导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我当时没答应，随后散步时偶然间看到一条小溪从山顶蜿蜒流过，下面是个洞，洞门口还有一块绿色的大落地玻璃，侧面是道狭窄的小门，我随口说道：“这是个水帘洞吧，挺好的，有没有人住？”他们说没人住，说完我就走了，没想到三个月以后，银湖的经理通知我已经把“水帘洞”装修好了，盛情邀请王志纲工作室入驻，那时我刚好下海创业不久，虽有些名气，但依然囊中羞涩，遂答应下来，把整个公司搬到了水帘洞，算是正式开启了智纲智库（原王志纲工作室）的水帘洞时代。

　　俗话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而我在深圳银湖水帘洞一呆就是三年，确实也见证了不少世事风云变幻，今天回想起来有些东西好好分享一下。实话说，我这个人生性散淡、随意，对于奢华的生活并不怎么向往，平生最大的爱好和乐趣是挑战陈规，超越自己。

　　记得在水帘洞，我开的是一个破车，方向盘还是右舵，而且已经开了四五十万公里了。有些大老板初次见我居然从那么破的车里走出来，眼珠子差点都掉在了地上。他们可能在想，这个号称中国第一策划大师的人原来还坐这样的车，是不是太寒酸了呀！熟悉以后，这些老板也会同我开开玩笑，说你一单生意就可以坐奔驰、宝马，为什么还开这样的破车？我回应道：如果你们这么说，我干脆就坐拖拉机去，难道我坐拖拉你就不跟我合作了？

　　我有时也在想，如果我这人身上不是有一股叛逆之气，从而能咬定青山不放松，那么水帘洞不但不是“圣地”，可能简直就是超级笑柄了。其实那时我们并非没有钱和条件换一个更好的地方，而是我认为没有必要。

　　当然，水帘洞的故事也不全是浪漫回忆，任何一个企业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的，水帘洞时期，智库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管理危机。

　　当时整个中国市场经济还处于滩涂时代，我帮助碧桂园项目成功后，一下子有很多老板找上门，有搞房地产的，有卖酱油的，形形色色。同时又有一批身怀绝技的江湖术士想要加入工作室，那时候经常门突然打开，一个不知是武当山还是昆仑山上下来的人纳头便拜，说师傅你不收，就不起来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建立起了自己的团队，各路带艺投师的江湖中人，成了智纲智库的第一代成员，他们既有优势，又有劣势，优势是他们本身的确有本事，劣势是从江湖上带来的短线思维和劣根性，可以说隐患已经埋下了。

　　那时正是“点子”、“策划”红遍神州大地。广告公司、代理公司、公关公司、营销公司及管理咨询公司等纷纷扛着“策划”的大旗，一时间，名门正派、游方和尚、江湖术士、甚至巫婆神汉，熙熙攘攘，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非凡。

　　一年不到，策划界突然风云大变，一夜之间转向另一个极端，牟其中被抓，点子大王何阳也出问题了，江湖上又掀起了针对王志纲的讨伐之声，其中有篇文章“老师下课吧”，对我极尽攻讦之能事，不少媒体也跟着煽风点火，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外面的风波倒不是问题，因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但这种氛围反应到内部，与动摇就开始出现了，有人吃里扒外，有人垂头丧气，还有人试图抢班夺权。后来愈演愈烈，以至于人心浮动。

　　这对我人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考验，我本是一届书生，从来没想过怎么当老板。我相信在座的企业家可能都会经历过这样过程，在水帘洞这半年多风雨飘摇的过程中，我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

　　第一句话，一个人只要自己不自己，谁也别想你，凡是倒的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自己自己的。

　　第二句话，一个团队，一个企业做任何事情一定天天要问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哪里去，如果搞不清楚我是谁，是走不远的。

　　第三句话，我终于悟出一个道理，我们是智库，智库跟企业最大的不一样，企业是效益最大化，做不大不做，我们是价值最大化，做大则不做。 企业是不熟不做，我们是不熟则做，我的使命就是给别人开疆拓土，走向未来。

　　得出结论以后，我终于明白了，知识管理跟企业管理不一样，企业管理要管人，知识管理是领导思想，所以我提出一个口号，至今还继续沿用，叫 “礼治君子，法治小人，无为而治治圣人”。

　　给君子讲道理，对小人立规矩，但最高的层面是无为而治治圣人，特别是知识工作者一定自己管好自己，无为而治，把自己带好。

　　价值观确立后，我宣布解散工作室，遣散几乎所有人，治军必先治校，办黄埔带学生军。一帮大学毕业的博士、硕士投奔工作室，身无长物，但心思单纯，我从头开始带，言传身教。今天走过28年，智纲智库花开全国，上百个员工，基本上骨干领头的全是从水帘洞出来的。正是在水帘洞，我们才培育出工作室良好的文化底蕴，形成了非常强的战斗力，很多骨干都是在水帘洞那地方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段燃烧的岁月，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

　　今天我们遇到很多客户，不乏省部级官员，也有很多大企业家，他们给我最大的表扬就是一句话：你们智库的员工第一个勤奋，第二个有本事，还有第三个干净。

　　这三句话中，我最重视干净，因为在龌龊的环境里同流合污很容易，投机取巧很容易，但是能干干净净的把钱挣了真的很难，但是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走通了。

　　智纲智库就秉承这种非常朴素的逻辑走到今天，这就是我们今天要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到银湖来开会的重要原因，我以一个老板的身份，和大家讲讲我的心路历程，也跟大家一起来共享企业之道，经营之道，人性之道。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没有看世界的眼光，是没法做好事的。今天我希望从另一种认知维度来和大家分享关于世界的看法。

　　1918年底，学者梁济问其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三天后梁济投湖自尽。其后整个20世纪，中国与世界几乎都在动荡巨变中度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位美国汉学家采访已成大儒的梁漱溟，最终形成口述文稿《这个世界会好吗？》，从儒家的角度来谈他对于世道人心的认识。

　　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都会出国考察，这3年基本上与世隔绝。很多消息只能通过看新闻、看报纸获得的。因此疫情一结束，我便迫不及待地踏出国门。前后八十天，我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欧洲、东亚、东南亚、美洲、澳洲都走了一遭。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亲眼所见的世界，这三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这几天走下来后，我看到的是一个很陌生的欧洲，原来记忆里的欧洲是很光鲜的，尤其是巴黎，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塞纳河畔，多么美好的景象。没想到去了后，大失所望：垃圾围城，不少游客被偷钱、被打劫，甚至很多地方一股尿骚味，街边随处可见流浪汉，第二网络之差，难以想象，时不时就断网。第三，通货膨胀的吓人，第四，同城的快递，居然要15天才能送达。

　　除此之外，让我感觉很震撼的是，在国际服装节博览会上，大出风采的居然是中国企业，一个波司登把戴高乐机场和伦敦希思罗机场几乎全包下来。还有安踏，收购了法国的老牌服装企业之后，还踌躇满志继续开疆拓土。

　　更让我震撼的是，在以往都是德系汽车唱主角的慕尼黑汽车展上，比亚迪居然引发大批德国人蜂拥围观，我同行一位感性的朋友，甚至泪流满面。

　　此情此景，不由让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段公案，当时最火的话题就是雾霾围城，尤其是我们在北京生活，气都喘不过来，在工业化发达的珠三角更是这样。不少公知因此说，中国人太能制造污染了，想要融入世界，一定要遵守欧洲提出的倡议——“双碳计划”。

　　当时大家都半信半疑，一方面觉得确实要环保，但另一方面也担心一个问题，我们刚刚吃饱，就要减排，能行吗？

　　没想到15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了碳排放、碳中和的先锋。而且在产业方面一下子跑到前头，反而是原来激进的欧洲开始往右转，推迟燃油车的禁令，和当初的嘴脸大相径庭。

　　这个变化，真是出乎意料。但回顾历史，这种变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屡屡发生。20多年前，中国加入WTO时，所有人都非常惶恐，担心中国没实力跟西方人同台竞技，最后的结果出乎意料，正式加入WTO后，中国实现了第一次国际化，产品销往全世界，反而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受不了。